♦ 1937年11月9日 太原保卫战结束

战役背景

太原的战略地位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交会于此，是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华北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自古即是军事要地，因此成为日军侵略华北的重要目标。 

山西的联合抗战形势

抗战爆发后，日军将山西列为华北作战的重点，欲沿平绥、平汉、正太铁路会攻晋省，为此，阎锡山积极组织起太原会战，以图力保省会太原。基于“守土抗战”的需要，接受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建议，并认为“国事危机，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最终在晋省境内率先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此，八路军三个作战师得以相继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与此同时，阎屡请中央速派得力中国军队援晋抗日，蒋介石“为挽回危机，着眼于山西要地之确保，决定专用于平汉线兵力，1937年10月2日命卫立煌统帅4个半师，连夜由石家庄向太原以北地区集中” 。除此之外，又陆续有高桂滋第17军、刘茂恩第15军等部队支援山西抗战。

日军兵力向太原集中

日本中央统帅部于1937年10月1日决定攻取太原，当日即“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由太原北部进攻太原”。对此，阎锡山积极组织起忻口战役。日军攻占崞县、原平后，即以板垣指挥的第5师团及关东军第1、第12师团等部，以中央突破的方法攻击忻口阵地之南怀化高地，战斗异常激烈。10月13日至18日，日军虽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据险死守，且阵线稳固。此外，八路军也在后方积极活动，“八路军自晋北作战以来，施展其游击之擅长……敌军捉摸不定，至于奔命，屡受重创”，此时战斗态势一度对中国军队有利。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37年10月17日又令“第1军之一部（第20师团）于石家庄会战后，由正太线方面进入太原平地，21日又将109师团之一部增强该部”，以配合由晋北南下的日军会攻太原，山西抗战形势遂发生剧烈变化。为此，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曾万钟等所属部队组织起娘子关战役，欲阻敌西进。配备在娘子关一线的中国军队多为地方军，武器装备落后，且编制不全，战斗力较弱，中国军队虽经努力抵抗，娘子关还是于10月26日易手，至此，太原东面门户洞开。中国军队在娘子关战役的失利，使忻口战线的侧背受到威胁，有被包抄的危险，忻口中国军队不得不向太原集结。 

战役发起

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1月3日命令第5师团归第1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攻占太原。4日，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命令第5师团继续攻占太原，并以一部向汾阳附近追击；命令第20师团在昔阳支队占领榆次后，以一部全力攻占榆次西北地区，师团主力进到榆次后向介休追击；命令第109师团循昔阳支队前进路线向榆次前进。

战役过程

中国军队兵力部署与准备

根据阎锡山的指示，卫立煌于1937年11月2日下令，对部队的编成、任务区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旨如下：以第15、第17军（欠第21师）等部为右兵团，第15军军长刘茂恩为兵团长，以主力确保莱水墕、川套里、窑子上之线阵地；以第19、第61军，第35军一部及第21、第47（已到达太原）、第54、第72、第73师等部为中央兵团，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西黄水、育龙镇至周家山之线阵地；以第14军及第68、第71、第94师等部为左兵团，第14军军长李默庵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观象坡至西青善及东墕村至天门关之线阵地；以炮兵第5、第23、第28团为炮兵集团，炮兵司令刘振蘅为指挥官，其主力占领凤楼阁、阳曲镇及栏岗村等阵地；以第85师及独立第5旅、529旅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于太原、新城村、新店村附近；飞行队由陈栖霞为指挥官，负责轰炸由忻口南进之敌。各兵团接受命令后，当即于11月2日21时开始向指定位置转移。在忻口撤守的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同时，委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委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并将第2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移驻交城，第二战区制定了保卫太原城的作战计划。

1937年11月4日，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周恩来于11月5日夜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晋北日军在获悉忻口守军撤退后，遂跟踪追击。4日，逼近石岭关。鉴于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卫立煌遂决定将阵地转移于太原北郊。与此同时，由晋东方面西撤之部队，除第27路军及第17、第27师撤向太原附近外，其余部队均遭日军截击，被迫向榆次西南撤退。以第35军为主的太原守城部队先后于11月4日、5日进入城内。傅作义下令封闭城门、构筑与加强城防工事，并部署了守城兵力：以第35军第211、218旅和正太护路军1个团守备东、北两面城墙；以独立第1旅守备西城；以第213旅守备南城；将炮兵大部分配给守城各旅，将未分配守城任务的部队编为预备队；并以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为太原城戒严司令，负责维持城内秩序。

日军部队进攻

进攻太原的日军，从东、北两个方向紧追撤退的中国军队。东线日军先头部队于11月4日已进至太原城东南约17公里的鸣谦镇，并占领了榆次，一部向介休方向追击。北线日军也于4日越过石岭关向南追击。1937年11月5日，东、北两线追击的日军已逼近太原城郊，日本空军也开始对太原市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轰炸。在北郊派出的守军警戒部队迅速退入城内。日军第5师团所部当即占领了城东北的厚堂村、黄国梁坟和兵工厂。从城南郊攻击的日军第20师团所部在鸣李村附近与正在奉令北上的中国第22集团军第41军后续部队遭遇，发生战斗。尔后日军攻占了小店镇，与位于吴家堡一带的守军第14集团军所部隔汾河对战。日军第20师团并以一部兵力由榆次经同蒲路南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此时，由忻口前线撤退下来的划归守城部队的第71师和独立第7、第8旅到达彭村、西充地区，并准备入城。因日军攻击甚烈，通路被阻，仅独立第8旅的1个营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其余均沿汾河西岸南撤。

太原城郊的战斗

1937年11月6日，由忻口南下和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相继逼近太原城郊。卫立煌除抽调第68师（即独立第8旅）、第71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增援第7集团军守备太原城外，将主力转移至太谷 、交城之线，以阻止日军沿同蒲路继续南侵。在外围防守部队相继南撤后，守卫太原城垣的部队，仅有第35军的9个营及独立第1旅、第213旅等部10个营，共约19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守城的部队，除独立第8旅之1个营于6日21时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外，其余部队均因受阻而循汾河西岸南撤，“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围城之后的战斗

日军随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包围太原城，陆续扫清了傅作义布署在城墙外围的守军。日军炮兵在敌机指示目标下，从四周高地向太原猛烈炮轰。在日军火力的集中轰击下，东北段城墙逐渐被打成缺口，崩落的碎砖土块在城下摊成斜坡，守军连夜封堵修复缺口。日军飞机还在这一天撒下传单，扬言将在次日早晨开始进攻，要求守军投降，第三方人员迅速出城等。1937年11月7日晨，由晋东西进的日军第109师团第31旅团的先头部队进至太原城南约15公里的小店镇，一部进抵双塔寺，与城东的第20师团会合。此刻城西汾河各桥均被敌占领，太原城遂完全陷于被包围状态。同时，东、北两面敌以步、炮联合向城垣猛扑，日机不断向城内轰炸。守军城外部队受日军压迫，战斗至黄昏后撤入城内据守。城垣炮垒队的炮位多被日军炮火制压或轰毁。20时，日军炮击更烈，市民四逃，警察、守仓库士兵以及通信机关人员多放弃职守，逃散一空，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命令守军搬开沙袋，从大南门一个缺口中仓惶出逃，戒严副司令马秉仁从炮兵射口逃出城外。电话随修随断，消息梗阻。形势至为险恶。傅作义巡视各地，一面鼓励士气，一面策划方略，守军伤亡很大，此时所剩兵力仅第35军7个营、新编第3团4个连，战斗官兵共计2000余人。

太原城沦陷

1937年11月8日晨，担任攻城的日军第5师团将步、炮全集太原城下，在东、北两面猛烈攻击。日机13架轮流轰炸，北城楼被焚，城内东部和北部到处起火，电话逐段被毁，火焰弥漫全城。至9时，城垣东北角及西北角被炮火轰毁，东、北两面城墙亦被轰开缺口十余处，城墙各掩蔽部及弹药洞多被轰塌。日军步兵在其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城内猛冲。在城墙下埋伏的炮垒队亦被击散。预定歼敌计划概失效用。但守军东、北两城步兵一面与入城日军拼杀，一面封锁城墙各口。双方伤亡殊重。至16时，城墙各口均被守军封锁，仅东北城角一处，千余日军入城，与守军激烈巷战。黄昏后，日军又向城内增加大量步兵，利用夜色隐蔽，夹杂混战，处处突袭。守军官兵伤亡甚多，西、南两处部队及预备队被日军击散。日军一部空降于城中大校场，并四出袭击。19时，日军攻至总司令部。此时因守军兵力不敷分配，除总司令部官佐及特务连勉力抵抗外，别无部队可资应援。傅作义感到局势无法挽回，乃于21时下令撤退 。守城各部队由大南门突围，经汾河桥冲至汾河西岸，向古交镇方面撤退。太原城沦陷。

♦ 1949年11月9日 香港爆发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事件经过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并先后解放南京、上海。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飞抵重庆、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妄图占据西南，负隅顽抗，待机反扑。但由于年初他已将国民党空军驻扎在大陆的330余架飞机、4.5万人搬迁台湾，造成大陆空运力量不足，只有依靠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99架飞机的运输力量，作为沟通西南各省和台湾的桥梁。为了切断国民党的西南空中运输线，1949年6月，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策动“两航”起义。中共上海市委和军管会推荐吕明和查镇湖到香港策动“两航”起义，因为吕明原是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就认识刘敬宜（“中航”总经理），而查镇湖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共党员，曾任“央航”副总经理，与“央航”中、上层关系密切。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中南海接见了准备派往香港的吕明和查镇湖。周恩来指示，一要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二要争取人，这是主要的，有了人就可以办起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吕明和查镇湖于8月24日，乘船抵达香港后，迅速沟通了与港澳工委张铁生、黄作梅、吴获舟和香港中共地下党张唯一、朱汉明等方面的联系。吕明与中国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的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取得联系后，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策动“两航”集体起义的指示，并决定由吕明、查镇湖着重做上层人物和北飞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陆元斌侧重做“中航”中层骨干和飞行员的工作；陈耀寰通过港九民航工会做“两航”基层及中层骨干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两航”起义的进程。

10月10日，广州解放，使起义条件日趋成熟。11月7日，“两航”起义开始进入紧张的实施阶段，“中航”部分员工在《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签名。当晚，吕明、何凤元给“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作了长时间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殷切希望“两航”抛弃对台湾当局的幻想。直至深夜，刘敬宜才下定决心，同意“两航”起义，并对起义准备工作做了充分肯定。翌日，刘敬宜签发《通告》，指派王新章代理总经理职务，指定艾礼逊（美方派驻“中航”副总经理）、李振先、王新章、周自安、凌士芬5人组成公司事务顾问委员会，协助代理总经理处理重要事务。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准备，在国内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两航”的12架飞机（其中，中航10架，央航2架）于1949年11月9日正式北飞起义。清晨6时10分，按照计划，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XT610号飞机第一个起飞，飞机上载有“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另有“两航”起义发起人吕明、查镇湖，组织者之一吴景岩等由香港直飞北京西郊机场。其余11架飞机由陈达礼、边任耕、卢开周、徐作诰、邓重煌、秦永棠、张镒、蔡觉沧、黄雄畏、杨积、林雨水驾驶，从香港依次起飞直飞天津机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当日，“两航”起义的两名总经理联名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毛泽东于11月12日致电刘敬宜、陈卓林总经理及“两航”起义的全体员工，对他们的起义举动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同日，周恩来总理也致函勉励“两航”员工“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同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并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历史影响

“两航”起义、接收，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妄图在西南各省负隅顽抗的空中运输线，直接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使逃亡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失去“翅膀”，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了重大打击；同时直接影响并促使香港、九龙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部门相继起义。“两航”起义回归的两千名员工加上回归的12架飞机，以及从1950年7月至1951年“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17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初创时期飞行空运的主体。“两航”起义的员工对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