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12月22日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约法八章
1948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业商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它一切公共设施，任何人不得破坏；五、原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俘虏和逮捕；六、为确保城市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八、无论在本军进城前和进城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需共同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免遭破坏。凡保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 1968年12月22日 毛泽东发号召：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历史渊源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1956年1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而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60年代，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为尽快还清苏联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着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