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12月27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

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展到10万人，红色政权也更扩大。10月，军阀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合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主力近6个师于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树(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丰、宜黄等地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力由新喻(今新余)、清江(今临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实行战略退却，依靠根据地优越条件反攻歼敌，粉碎“围剿”。12月27日反“围剿”战争开始。红军以1个团箝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千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战争开端

　　1930年11月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了个空，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

　　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进入预定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11月26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1930年12月16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诱敌部队边打边退，枪响即撤，一步一步地把谭道源师引诱到乐安县，把公秉藩和张辉瓒两个师引诱到今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山区。为使公、张两师为抢占东固山发生内部火并，诱敌部队即于12月18日撤出东固前，连夜挖战壕，摆出要打大仗的架势，于19日清晨悄然撤至约溪。将至中午，公秉藩师占领东固后，当晚即向鲁涤平、蒋介石报功，受到蒋介石“你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尚，着即提高番号为第二十八师，犒赏官兵一万元”的奖励。鲁涤平也复电曰：“吾兄用兵神速，虽古之名将，亦不过如斯而已。”20日，张辉瓒师来了，派出扫雷兵在大雾中发现布有哨兵，便疑是红军，即下令射击，公秉藩师也不示弱，给予猛烈还击，双方混战约2小时后，发现死者身上是第十八师的符号，才知道是一场误战，自己人打了自己人。张辉瓒闻之，恼羞成怒，气得不愿与公秉藩见面，而公秉藩也故意率部远离龙冈阵地而去。张辉瓒为了发泄内心怒火，当即对东固人民实行连续三天烧、抢、杀的“三光”政策，使1000余人死于非命。这为他尔后在此被斩首埋下了伏笔。12月24日和26日，我红军在宁都县小布曾两次设伏歼灭谭道源师，均遭落空。但时隔几日，歼灭张辉瓒师机会又再次来临。在红一方面军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国民党军深入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诱敌深入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

　　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红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又两度忍耐撤回。

全歼敌军

　　1930年12月29日，国民党军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红军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12月30日，当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烈攻击，包括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道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931年1月3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红军突袭，半数被歼，官兵被俘3000余人，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影响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是红军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实行战略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此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中央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共歼敌一个师部又三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要经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并为粉碎敌人的下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 1935年12月27日 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根据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决议，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报告还提醒全党注意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 关于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他们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报告还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由此，报告在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把以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报告回顾和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历史关头的种种表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报告还特别强调：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报告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报告进一步阐明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关门主义的策略之间的原则区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报告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