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2月28日 台湾爆发“二·二八”起义

事件背景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归还台湾等非法侵占领土给中国。消息传来，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改称中山堂）举行。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将军呈递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军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第二天，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纵情庆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日本发动对亚洲各国的战争中，始终将台湾当作后方供应基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战争结束时，整个台湾工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缺乏，米荒严重，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恶化。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经历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刚刚重回祖国，国民党当局和台湾人民之间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产生矛盾，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而恰恰是在这一段磨合期，国民党当局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激化了与台湾人民的矛盾。 

政治

政治方面，台湾遭日本殖民统治50年，政治上的压迫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逐渐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台湾人认为会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对台湾人民实行的是军事独裁统治，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同时，国民党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军警横行，大员们热衷于“三阳开泰，五子登科”，下山摘桃子。而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不信任台湾本省人，认为本省人已被日本奴化，造成本省人无论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或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引发民众不满。国民党政府错误的治理政策，让本来满怀信心的台湾人倍感失望。 

经济

经济方面，台湾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学校、工厂、医院等基础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管后，一方面接受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十分失望。此外，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老百姓们原以为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群众不满的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方面，台湾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历经日本侵华战争来台的大陆人，感到很不习惯。1942年1月以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部分台湾人因殖民教育灌输参加日军侵华作战，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视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文化界和学生曾要求当局开展民主与经济改革活动，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既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也未采纳合理意见。

事件经过

导火索

“缉烟血案”是“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六名查缉员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法主公庙对面发现一名40岁女子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所有香烟以及钱财，林妇跪地求饶，苦苦哀求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林妇的纠缠让查缉员心生不耐，同时纷扰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围观。查缉员情急之下用枪托击伤林妇头部，林妇顿时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围观群众目睹此景，愤而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开枪示警却击伤了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20岁，送医次日死亡）。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市民眼见官吏开枪伤及无辜，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更加气愤。次日，民众沿街打锣通告，愤怒的市民包围专卖局分局抗议，要求局长下台负责，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搬出焚毁。

事件爆发

公署卫兵开枪伤人引起该事件的真正爆发。2月28日，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事态迅速扩大，游行请愿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巡逻。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运动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运动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岛的形势逐渐失去控制。

政治交涉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3月6日，委员会起草了“三十二条要求”，并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了“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主政治，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省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等要求。这些主张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运动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3月7日下午，处委会又召开全体大会，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撤销警备总司令部等。这些主张挑战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治权。蒋渭川等台籍精英也主张体制内推进省政改革，不赞同“42条要求”。3月7日傍晚，处委会全体常务委员同赴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正式提出“42条要求”，但被严词拒绝。3月8日，该会又派省市参议员代表到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谢罪，不敢再提此种要求，并发表声明，推翻前一日通过之决议案，称因参加开会的人数众多，先前通过之要求未及推敲，致有不当要求出现，“撤销警备总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并呼吁自次日起复学、复工。但事件发生至此，处委会被部分有心人士利用，不断地升高其政治目标，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台湾各地的反抗

因军警于戒严令后开始大规模开枪射杀街头民众，使得各地愤而反抗，其中以黄信卿的埔里队、何集淮及蔡伯勋的中商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队）、吕焕章的中师队（台中师范学校学生队）、黄金岛的警备队（独立治安队）、李炳昆的建国工艺学校队、雾社泰雅族原住民青年参与陈明忠的突袭队等各地集合起来组成的二七部队最为有名，各地的反抗也以这支在台中地区的势力维持最久。此外，较有规模的战役还有阿里山邹族原住民所参与的嘉义水上机场与红毛埤军械库的战斗，嘉义市各学校学生几乎全体总动员支援民军的战斗与救护伤患；高雄一中学生于高雄市区与军队的巷战；云林虎尾机场攻防战达三昼夜，反抗民众大多数以竹竿绑上菜刀、竹枪（削尖的竹子）做为反抗国军部队的主力武器；斗六市街战；嘉义小梅、古坑樟湖抗击战。台湾西部地区的冲突较为严重，东部地区则大都只有小骚动。宪兵团长张慕陶亦指反抗人士收缴各地军警的武器达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却已失去控制情况能力，并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

武装镇压

早在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急告南京国民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并请求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并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该运动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群众阻拦后，部队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运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二二八”事件最终被当局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做非法组织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

善后处理

1947年3月，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调整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政策。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例会，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邱念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青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利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启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就任省主席，着手化解事件产生的不幸局面。魏道明到任后的改善措施共8项，包括：在台湾省政府14位省府委员中，聘了7位台籍委员，占全数的一半，以补救省籍歧视问题；宣布解除戒严，结束清乡，停止新闻、书刊及邮电检查，结束岛内戒严管制；将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除烟酒维持公卖外，其他如樟脑、火柴、木炭等开放民营，增加台湾同胞的谋生机会；裁撤贸易局，改设物资调节委员会，改正官商勾结弊病；鼓励买卖自由，解除文具、书籍和印刷品的统制，开放商业买卖自由；解除煤炭内销管制，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煤矿；颁布低粮价制度，由当局规定每户人家的标准粮，粮商必须在标准内供应，否则一律严办，保证民食不至于匮乏；对“二二八事件”受难公教人员进行抚恤。

事件平反

随着七十年代后半期兴起的党外运动、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联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  1995年2月28日，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代表政府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向受难者家属及全体人民道歉。1996年，台北市长陈水扁宣布将2月28日定为纪念假日，并将台北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台湾行政部门亦于同年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台湾假日。2006年起，每年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当天，全台各机关学校、团体都要降半旗，以表示对二二八事件死难者最深的哀悼之意。

♦ 1972年2月28日 《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是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全文内容

《中美上海公报》1972年2月28日

〔中〕周恩来 〔美〕尼克松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

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建议以及在今年2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在1972年1月27日提出的8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关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1971年12月2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