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

1931年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朱德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光鼐、蔡廷锴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王金钰、公秉藩两师。在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认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 1955年4月18日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对新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为了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成为万隆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排除万难：中国代表团如期到会

在世界历史上，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曾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但在当时，与会各国的情况复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存在差异，而且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会议前后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参会前夕，中国代表团遇到了种种困难。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离香港后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中外记者等11名乘客不幸遇难。事后经调查，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万隆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所幸周恩来由于应邀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而未搭乘这一航班。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没能得逞。4月13日当晚，代表团成员陈毅副总理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然而亚非会议不能延期，促进亚非团结反帝的决心不容动摇，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再三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

“求同存异”：周恩来即席发言振聋发聩

在大会上，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但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有的则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越发紧张。周恩来决定放弃阅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将原稿油印散发，另做了一个补充发言。4月19日下午，周恩来登台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在发言中，周恩来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主张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亚非国家求同和团结，并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充满智慧地进行阐释和解惑，用平等的态度来平息争论，赢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赞同，一举扭转外界对新中国的偏见，会议气氛也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十项原则”：留下“团结友谊合作”宝贵财富

4月24日，经过与会各方7天的努力，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内容涵盖经济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方面。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而这正是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引申和发展得来的。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万隆会议确立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给我们留下了“团结、友谊、合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会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亚非国家纷纷取得长足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都源于对万隆精神的成功实践。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至今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堪称亚非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造，成为当今世界普遍认可和遵循的重要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