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事记
♦1919年7月9日 曹锟、吴佩孚向段祺瑞宣战
1919年7月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孕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月12日，吴佩孚、曹瑛、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措辞强硬地说：“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已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已之喜怒为祸福。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斫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国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大风暴席卷全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全国工农革命的高涨，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约10万人，总司令是蒋介石。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14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出师宣言》，两党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三支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这三支反革命力量联合了起来。广东革命政府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情况，确定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吴佩孚虽是当时最凶恶的敌人，但在北洋军阀中，确是比较弱的一环，由于受到冯玉祥军队的牵制，已经处在南北受敌的状态之中，湖南内部敌人正在发生分化。况且，两湖地区工农革命力量极为雄厚，因此，把吴佩孚确定为北伐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十分正确。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在三个战场进行作战。两湖战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已开赴湖南前线，为北伐进军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战场上，北伐军以第4、7、8军担任正面主攻，分别占领了长沙、平江、岳阳，至此，北伐军结束了湖南境内的战斗。平江、岳阳失守后，吴佩孚亲自率部队与北伐军在湖北境内的汀泗桥、贺胜桥进行决战，经过激烈战斗，北伐军占领了这两个地方。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城而入，北伐军攻下武昌，吴佩孚部基本被歼。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打败了孙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