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举一律告竣，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广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众赞成。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00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举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举书里，称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文中说：“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固请袁世凯称帝。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袁世凯称帝时到天坛行祭天礼
袁世凯称帝时到天坛行祭天礼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许，广州起义爆发，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余人。凌晨3点30分，起义部队向预定要点猛攻。经过18小时激战，胜利地占领了广州城区。当日上午，宣布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苏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纲和法令。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12日，张发奎从外地调回约3个师的兵力，在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与陆战队的支持下，向广州市进行反扑，经过3天浴血奋战，广州起义军撤出广州，一部分撤至花县改编为红四师，由徐向前等领导转战到海丰、陆丰，和彭湃领导的农民赤卫军会合，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退到广西左右江，其中有些同志后来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右江起义；还有一部分部队在韶关附近遇到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这些武装力量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广州起义是中共用革命武装向反革命武装的进行了又一次积极、英勇的反击。是中共单独领导的，在大城市中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尝试。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中国革命战争由中共单独领导的伟大开端。
韦拔群等决定举行起义，将南宁军械库内枪械运至百色。张云逸率教导总队与警备第四大队由南宁向百色进发，俞作榆率警备第五大队沿左江直上龙州。192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共产党人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在广西右江百色县举行起义，占领了右江区域内的百色、田东等十余县，建立了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接着，红七军在平马召开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12月27日，红七军在广西右江地区发表《土地革命》的施政纲领。文件决定：（1）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给农民耕种。（2）对待富农，在革命初期吸收其参加革命，但要和他争革命的领导权。（3）农会和苏维埃政府要以雇农、贫农为中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权。中农是土地革命可靠的同盟者。（4）对年满16岁能自力耕种的村民，分给一份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