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11月9日 太原失守
傅作义在防空洞里，心中焦急，坐立不安，肝气旺盛，已达极点，只是鼓着气说"打"，总不露半个"走"字。这时候没人敢去和他说话，谁去谁碰钉子。但是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局势已恶化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守是坐以待毙，走是肯定要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做好了"走"的准备。参谋处在处长苏开元的暗示下，悄悄地拟好了退却命令，军需处也把大批的现钞都分给总部人员分开携带。好容易挨到下午五点多钟，幕僚们暗中怂恿参谋长陈炳谦、防守指挥官袁庆曾，偕同向傅婉转地陈述以下意见:"对敌人一定要打，对窜入的日军一定要消灭，但需要筹划一种有利的打法，现在局势已恶化到对我军极端不利，我们最好先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转进到西山里，反转来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当前万全之策"。傅满面怒容地说:你俩也说"退"，好，走。二话没说，扭身抓起大氅，就向防空洞出口走去。苏开元赶快将早已预备好的退却命令(部队集合地点晋祠以北某山村(佚村名，其实晋祠已被敌侵占)让陈参谋长签了一个字，马上分头发给各守城部队。这时夜幕已渐降临，傅在前面走，总部的各处人员都陆续跟上，接着就是第三十五军特务连，宪兵第十队，保安第三队，拉成了长长的一个行列，走出总部正门，顺着大街直向大南门走去。参谋处退却命令，拟得及时，下达得也不慢，可惜忘记了城门封死，退却路上应有的措施。等到接近了大南门，令人大失所望。只见那门洞里外，城墙上下，都是争着要出城的溃散官兵，你挤我拥，喧嚷之势，震耳欲聋。这时敌人也断断续续地开了炮，向城内盲目射击，越增加了人们的惊惶情绪。城门跟前，有一部分人正在挪移砂袋，预备开门，但是满门洞的人越挤越紧，妨碍着他们的工作。停在门洞外边的，有装甲车、载重车、马匹驮骡、骆驼……，门洞里也满地是上囊，砂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骆驼，死人等等。一绊就倒，有力的猛勇向前，绊倒的被践踏在地。有人哭喊叫骂，有人开枪瞎打，简直乱成一锅粥。被踏死踏伤的很多，第四三五团少校团附解致信(山西解县人)就是在这里被踏死的。宪兵排长张大个(佚其名，山东人)腹部被踏起碗大的伤痕，几乎丧了性命。经这一乱，总部的行列只有宪兵第十队队长刘汝砺紧紧地掌握着自己的部队(刘于出城后带队抢过汾河桥时被敌人机枪射死)。其余都五零四散，自寻出城门路，各奔前程，有从城门缝挤出来的，有从炮兵掩体钻出来的，有从重机枪射击孔爬出来的，还有用绳缒城出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傅作义出城以后，落了个只有特务连排长薛文一人跟随保护。最狼狈的是参谋长陈炳谦。他只身奔波了一夜，过汾河时连鞋子也丢掉一只。袁庆曾同行二十四人，总算还有十几支盒子保着驾，但走了一夜，黎明才走到西山麓下一个山村，一打听，离太原市只有十二华里。守城部队先后接到退却命令(也有少数没有接到的)，由于撤退仓惶，形成混乱，又系夜间行动，前后互不相顾，不少带兵官，都脱离了部队，因而部队大部溃散。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新编第一团团长姚骊祥只剩两个单人相随出城。天明以后，到处都被敌人阻隔，通不过去，因而越走越偏东南，一直走到沁县，经过一个多月，才在石楼找到自己的部队。守双塔寺的第四二一团营长韩春富，在退却时脱离部队，带着旅部配属的骑兵一排，跑到晋北五台县，被反正伪军金宪章部缴了械。十一月九日晨，傅作义停止在太原西山一个小村(佚村名)，总部的重要人员也都陆续赶来。接着第二-一旅旅长孙兰峰带着旅特务连，相随有第七十三师代师长王思田带的一个特务排，也找到这里。见傅后，即令布置人员，分头收容部队，并于当日下午从这里出发，先奔中阳，后转石楼县。以后即转入整军阶段。太原退却，夜渡汾河，河水虽不宽不深，但泥淖很多，由于官兵不了解河道的情况，陷入泥淖死在汾河里的人很多。总部中校参谋许挹和(浙江人，保定军校生)就是这样死的。还有些部队，由于敌情不明，乱扑到太原县、清源县、晋祠、小店镇等处敌人窝里，被解决的也为数不少。天黑以后，眼见大势已去，继续困守孤城只能白白增加伤亡的情况下，傅作义顺应部属的要求下达了撤退命令，守城部队陆续涌向大南门，由于各城门均已被封死，城门口一片混乱，当城门被打开后，军民一涌而出，很多人倒地后被践踏而死，而更多的官兵则干脆从城墙下掏空的火炮和机枪射孔中钻出了城外。出城之后，汾河桥和南下道路均被日军火力封锁，出城军民只得就地西渡汾河，枯水期的汾河虽然只有齐胸深，但时值初冬，近岸一带已结有薄冰，河中流凌不断，官兵们踏入冰冷刺骨的河水徒步涉水，由于不熟悉河道情况，不断有人陷入泥淖中淹死，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傅作义将军下河不久，两只鞋就陷入泥中，赤脚过河后，才有一名士兵给他递上一双布鞋，由于尺码太小，只得剪去前端匆匆上路。傅作义收集残部后撤至石楼休整，电请上级给予处分，阎锡山一度准备追究他失守太原的责任，由于卫立煌下达过"相机撤退"的手令以及蒋介石的反对而作罢。一年之后，由于在太原失守以及与共产党合作上与阎锡山产生隔阂，傅作义脱离晋军，接受蒋介石的任命，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
♦ 1949年11月9日 “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公司的12架飞机胜利飞抵北京、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这一壮举受到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1999年11月9日，纪念“两航”起义5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并为纪念“两航”起义50周年题词：“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创民航辉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向“两航”起义人员及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王兆国高度评价了“两航”起义的重大意义和“两航”起义人员为祖国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他指出，“两航”起义在政治、军事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两航”起义人员归来后，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成为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和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设备等多方面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两航”起义人员多数年事已高，但仍通过各种途径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力尽所能，继续奉献。新中国民航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包含着“两航”起义人员的努力和奉献。王兆国强调，我们纪念“两航”起义50周年，就是要弘扬起义人员当年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投向光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要学习广大起义人员艰苦奋斗，敬业勤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激励更多的中华儿女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功立业；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推进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当年参与策动“两航”起义的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谈会上回忆了周总理当年对“两航”起义人员和民航事业的亲切关怀。“两航”起义人员代表、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局长胡逸洲，组织“两航”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代表陈耀寰，起义人员代表郑家琼分别发言，重温了“两航”起义人员的爱国之心和对民航事业的关切之情。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刘剑锋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程思远、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有关部门负责人刘延东、刘华秋等以及来自海内外的“两航”起义人员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 1989年11月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989年11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此前，中央政治局于10月30日至11月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同时，我国经济在前进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就我们目前面临困难的性质来说，是前进中的困难，暂时的困难，是完全有条件加以克服的。全会决定，包括今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至6％；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全会要求，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要迅速在全党全国造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全会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深入和健康地进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并为它服务。对治理整顿不积极，就是对改革不积极。当前，要着重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体制、金融体制、外贸承包制等方面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更有成效地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年来，在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邓小平同志都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全会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167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83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7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5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