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2 新国会成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由比较集中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分散的军阀割据局面。他们分别在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争夺或控制中央政权的斗争，在政治上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是政府的实权却操纵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段是袁世凯的忠实走卒之一，他继承了袁的衣钵，企图组织新的独裁政府。但由于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对于国家政制究竟依《临时约法》来制定，还是按《新约法》来组织，发生了一场争执。争论的结果，段祺瑞被迫宣布恢复1912年3月由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并恢复民国元年的官制与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国会重新开会后，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并重行审议《天坛宪草》。为时不久。国会与内阁因"对德宣战案"发生了冲突。黎元洪借机利用国会免去了段祺瑞总理职务，可是他在督军团的要挟以及张勋的所谓调停下，又下令解散了国会。接着，1917年7月1日，北京城又演出了一幕为时12天的张勋复辟丑剧。于是段祺瑞东山再起，黎元洪引咎辞职，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仍担任国务总理。冯、段执政后。段祺瑞因为与原国会矛盾较深，所以不打算恢复被解散了的国会。于是着手改造国会，以为己用。他与研究系的人物互相勾结，主张仿照民国元年的先例，先召集临时参议会，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然后再召集新国会。对于被解散了的原国会，则不再过问。于是原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奋起反对，他们在上海集会并发表宣言，主张仍召集原国会，孙中山于1917年7月17日，带领这一批人南下，在广州组成军政府，开展护法运动。于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两个国会相互对峙的局面。在反对帝制的过程中，《临时约法》终于再现了它那历史的光辉。在袁世凯死后，尽管军阀们并不准备实行民主政治，但是民主的潮流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临时约法》的合法地位。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宣誓就任大总统之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在经过了一番"法统"问题的争执后，6月29日，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申令:"共和政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时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8月1日，国会在北京正式恢复，称为国会第二期常委会。国会恢复后决定以《天坛宪草》为基础继续制宪。9月初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于是责任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体又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从此时直到1924年10月底，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制度并无多大变化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袁世凯的死，便北洋集团失去了统一的首脑，开始以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为核心，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三派之间明争暗斗，在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轮流坐庄的政治局面。这是北洋集团开始分裂、衰落的阶段。在这短短的7年中，北京政府更换了4个总统。国务总理包括正式任命、署理、代理、暂代等各种名义上台的有28人次。其中任期最短的仅仅是6天。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象征的国会，由于军阀们的破坏和操纵，也发生了极大的蜕化甚至变质。1916年8月国会恢复后，于9月5日成立宪法会议，开始继续制宪。此次制宪，各方面人物都异常活跃，争吵激烈，一时间似乎很有点民主气氛。但实际上，国会此时已经蜕化，成为各派军阀之间公开争权夺利的场所。国会恢复后，从国会原有的几个政党中又分化出许多小的派别。其中势力及影响较大的，一为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研究系)，一为一部分国民党议员所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商榷系)。研究系和商榷系分别以段祺瑞和黎元洪为靠山，于是为了各派的利益，议员们围绕宪法迭起纷争，喧嚷不可终日，当时，围绕宪法内容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总统、内阁和国会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方面。在总统、内阁和国会的关系方面，商榷系主张扩大总统和国会的权力，以削弱段祺瑞把持的国务院的权力，研究系则主张加强国务院权力以体现责任内阁精神。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商榷系主张省长民选，各省可制定省宪。研究系为了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则反对省宪及省长民选。1916年12月8日，众议院举行审议会，讨论省制问题，研究系与商榷系议员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最后竟导致大打出手，酿成著名的"国会殴斗案"的丑闻。可见此时的国会已经蜕化为军阀政客们的交易场所，议会民主制完全成了幌子。1917年5月，在制宪之争远未结局的情况下，又爆发了"府院之争"。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在张勋的逼迫之下他又下令解散了国会。第二期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1917年6月，张勋复辟，解散民元国会(第一届国会)。1917年7月，段祺瑞再造共和，打败张勋。但是段因为民元国会曾反对他参战欧战，故段没有恢复，而是在梁启超等建议下，"效法"辛亥革命初期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于1918年5月至6月间举行全国大选。南方五省(粤、桂、滇、黔、川)均反对，当时南北交战，湘、鄂、陕等三省因战乱，也不能正常办理选举，故实际进行选举的仅十四行省。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腐败、作弊现象。选举结果:安福系获得多数，获330席次，旧交通系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1917年8月25日，部分民元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中国南北并存两个政府。1918年8月12日，也是第一届国会期满之时，临时参议院解散，安福国会正式成立。8月20日众议院议员406名，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议员168名，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参议院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正式选举徐世昌任中华民国总统，接替了代总统冯国璋。但是直系将军吴佩孚于9月13日在衡阳通电，不承认安福国会的总统选举。安福俱乐部暗中操作，拟推选曹锟为副总统，因研究系、旧交通系和部分安福系议员抵制，副总统竞选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取胜之后控制北洋政府，迫段祺瑞辞职。
♦1977年8月12日 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做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年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
中日复交“分两步走”的主张，是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提出的。1972年接见自称替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探底”的日本公明党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主张，后获日方同意。这个“两步走”是：先发表联合声明，再“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先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再以法律形式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将其上升为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律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保持定力和掌握大局的战略眼光。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象征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随着两国关系此后的顺利发展，中方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之际，以时任中国外长乔冠华的名义致函日本时任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周恩来当时明确强调，“和平友好条约要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来写”，还特别提到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内容，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当时，因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直至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正式缔结之前，是否要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主要分歧，也是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的根源之所在。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条约全文虽不足一千字，但从酝酿到缔结历时六个春秋。期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前后6次常驻日本的资深外交官王泰平后来曾刊文感慨说，中方当事人先后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经历了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与前后6年的漫长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和平条约谈判期间，接任周恩来领导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一秒钟”理论。1977年9月，两个月前刚刚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会见中，邓小平抓住新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舞了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也为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速键”。“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邓小平1978年8月会见应邀访华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时，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求大同、存小异”的灵活的外交方针。他提出，“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王泰平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1972年金秋，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日本正在对最大的西洋式建筑、天皇赤坂离宫进行改建为迎宾馆的工作。田中对周恩来说，待这座迎宾馆改建完成后，希望周总理能够成为第一位客人。周恩来当时笑着回应：“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我一定会去日本访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田中到访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已经被确诊身患膀胱癌。6年后，1978年金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的仪式。日方安排邓小平下榻的地点，正是赤坂迎宾馆。邓小平此访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遗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