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8月4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长征途中，行军转移、战事频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很不易，但是仍然召开了20多次会议来解决重大问题，包括战略方向和路线问题、军事指挥权问题、重要战役战斗决策、编制序列、重大政策等等，其中不乏冲突和激辩。通过这些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共开始独立自主，逐渐走向成熟，长征一路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不仅使中央红军摆脱了绝境，而且引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直至立足陕北，走上抗日的最前线。在长征途中的20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毛儿盖会议时间位列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扎西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泸定桥会议）、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之后。毛儿盖在长征史上的地位、作用有三点：筹粮；开会坚持北上；进入草地的出发地之一。毛儿盖／索花村离沙窝寨子约30里。“毛儿盖”是藏语“矛格”的谐音，译意是“越咒越兴旺”，是一个地区的名称，当时，毛儿盖是毛儿盖土官属下十八寨地域之总称，方圆上千平方公里，而今，由上八寨、下八寨、草原乡三个乡组成。毛儿盖在长征路上的什么位置？看下图靠近右上角，毛儿盖就在草地的南侧边缘啦！松潘在毛儿盖的东北方向，由于松潘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占据，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各一部组成的右路军，只能从毛儿盖进入草地北上，往班佑、巴西。当四方面军南下时，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再次回到毛儿盖。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没有再走毛儿盖，而是从阿坝方向穿过草地。因此，红军“三过草地”中两次与毛儿盖有关。
当年右路军（中央领导机关和一、四方面军各一部）大部分批翻越黑水境内的昌德雪山、达古雪山北进至毛尔盖，另一部红军由泽盖过河，翻谷汝山经扎窝、晴朗、达盖翻山去毛尔盖。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时，黑水河水流湍急，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因此沿河任何之地均不能渡涉。红军行至则格、黑水、芦花等地，只能沿着河岸危崖绝壁的羊肠路曲折向前，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人有两手尚可攀扶越过，骡马则易失蹄跌落，结果只有几匹从江西出发的老资格骡子走了过来。红军自1935年7月底进入毛尔盖，而至8月21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后）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为什么在毛尔盖要停留这么久？一是青稞要8月份才成熟，必须等待青稞成熟，没粮不可能走过草地；二是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还在扩大，一、四方面军还不能统一行动。红军与占领毛儿盖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了一仗，这是中央红军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第一次较量，红军大体弄清了胡宗南的实力非一些地方军阀可比。最先进入毛儿盖的先头部队是一方面军一军二师四团和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于1935年7月1日进至毛尔盖一带，与据守在此的胡宗南部李日基营激战8天，才驱逐李营占领了毛儿盖，这就是毛儿盖战斗。沙窝会议时，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北上路线，但他一回到住地就变了卦。他在召集的四方面军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一、四方面军协调不起来。张国焘那时并不急着北上，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对此，中央只好接着再开会——1935年8月20日，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问题。到会的有：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史称毛儿盖会议。朱德和张国焘因已去率领左路军进军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1944年8月，华北日军发布了《劳动紧急动员对策纲要》，改“募集制”为“征集制”，直接由各伪省、县长负 责，强行征集劳工。日军掳掠华工的手段大致有三种：欺骗招集、强行征集和乱抓滥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东北设立大东公司，作为招集劳工的专门机构。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在北平等地设立“华北劳工协会”，用种种欺骗手段大肆征集劳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3年的12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857 万多人。1942年10月26日，日满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下令编成“国民勤劳奉公队”，现定凡年龄在20岁至30岁的男性青年，除服兵役外，均须参加“奉勤队”服役12个月。通过这种手段无偿地占有大批劳动力，将之驱至边境地区桥筑路、营造军事工程或从事井下采掘等繁重艰苦的劳动。去年以来，“奉勤队”年入队人数由10多万人猛增至50余万人。去年以来，因摊派也满足不了日军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日军便用武力任意捕人充作劳工。去年，《保安矫正法》和 《思想矫正法》公布后，日伪更以“预防犯罪”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群众充作劳工。到目前为止，在“矫正”制度下被 抓捕的劳工有3万余人。此外，日子还把俘虏的战俘，或在根据地游击区捕获的普通民众押到东北，驱至边境地区营建军事工 程，或驱至矿山从事井下采掘。这些人被称作“特殊工人”，每年大约有10万人左右。日军在各地劫掠的华工，主要运往东北各地，其次是华北、绥蒙地区，还有部分被运到日本。1941年以来，日军 每年从关内劫运到东北的劳工总数约在200万以上。共41700多人被押往日本。被掳掠的华工命运极为悲惨，他们被装入闷罐车或拥挤的舱运往各地，忍受着饥饿、疾病及各种非人的折磨。一次，一辆装满劳工的闷罐车到站后被甩到一条闲道线上，过几天打开车门时，几百名劳工全部冻饿而死。劳工所从事的往往是军事工程、工矿井下作业及带有军事意义的重要工程，死亡率极高。在各矿山留下的许许多多“万人坑”即是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