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3年7月12日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向多伦发起全线进攻
1933年5月至6月，日本侵略军相继攻占察哈尔北部的多伦、沽源、宝昌、康保四县。在大片国土沦陷、平津危急的紧急关头，1933年中旬，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前敌总指挥。在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大力帮助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下，不到一个月，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短期整训后，便计划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察东四县。1933年6月22日，抗日同盟军向康保发起进攻，首战告捷。7月1日，攻克宝昌战役打响，抗日同盟军在解家营、刘家营、柳条沟一带与日伪军主力发生激战，战至黄昏3000多名敌军弃城逃至多伦、沽源，抗日同盟军乘夜进驻宝昌。与此同时，沽源守军刘桂棠部反正，通电加入抗日同盟军第6路军并就任第6路军总指挥，刘桂棠之举使驻在沽源的另一支日伪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被抗日同盟军余亚农部击败后退往多伦，收复沽源。抗日同盟军连克三县后乘胜追击，直逼多伦。多伦位于滦河上游，地处察哈尔、热河两省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察哈尔省的商业重镇，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日本侵略军把它看作是攻取察、绥的战略据点，布防了大量重兵和武器装备把守。而抗日同盟军所部共一万余人，装备简陋，没有重型武器，与敌强弱悬殊。7月7日，抗日同盟军开始进攻多伦县城，经激战后，占据了城南、东、西近郊，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以备攻城。日伪军据城和汇宗、善因两寺固守，抗日同盟军三昼夜浴血奋战，却攻城不下。7月12日拂晓，抗日同盟军全线向县城发起总攻。吉鸿昌将军率部上阵指挥，敢死队肉坦匍匐，拼力登城，城里内应策应，里应外合，枪声连鸣，火光四起，声势大振。此刻的敌军如“汤浇蚁穴”，失控大乱。各城门的敌军惊慌失措，军心大乱，慌忙丢下碉堡，城头阵地四下逃窜，抗日同盟军乘势追杀。李海山、刘震玉所部东北义勇军骑兵部队攻克西山。随后，抗日同盟军又从南、北两城门冲入城内，抗日同盟军勇往直前，打得敌伪溃不成军。抗日同盟军、敌军混为一团拼死厮杀，许多敌军不支，纷纷举枪投降。抗日同盟军经三个小时巷战，于12日中午，战争结束。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沦陷敌手72天的多伦，终被抗日同盟军克复。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以后，吉鸿昌将指挥部设在山西会馆院内，并召开了万人大会，宣传抗日，动员青壮年参军。“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多伦县文联主席任月海说，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高度评价了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之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宝昌、多伦等察东四县的收复，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沦陷区夺回失地的成功战例，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有力打击了日本穷凶极恶的侵略气焰。
♦ 1945年7月12日 中国伞兵首次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空降兵部队大规模使用的开始，美军第82、101空降师，德军“绿色魔鬼”第一伞兵师，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中国在抗战后期也曾组建过一支空降兵部队，并参加了最后的抗战。中国军队最早创建空降兵部队的实际行动，始于1942年。时任空军入伍生总队长的劳声寰是当时的负责人，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空军当局鉴于德国用垂直包围以战车席卷欧陆，而日寇空军正占极大优势，我大后方之安全需及早策划加强对空作战之部署。由士校将飞行淘汰之学生，改习跳伞，作建设伞兵部队之试验，演习防空及对空作战等，是项任务委诸我来负责。因此在我总队内设跳伞训练队，同时作对抗演习计划，以学校各种教练机假装敌机空袭成都、簇桥机场，将全总队学生演习伞兵占领机场，向成都进攻。防守部队为二十五补训处之步兵一团，航委会派大员监临，及请成都附近军事首长参观，是为我国垂直作战运用伞兵之嚆矢。”
1944年1月，国民政府在昆明，正式组建中国第一个伞兵团，该团隶属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为了加快空降兵部队的建设，1945年3月，美军派遣了高达300余人的伞兵顾问团来华训练中国空降兵部队，并带来了大批伞兵用的专用装备。1945年4月，伞兵团改编为陆军突击总队，直属于陆军总司令部。这支部队是当时国军中极少数的精锐之师，全军严格按照美国伞兵部队的标准作训和装备。1945年7月12日，中国空降兵迎来了建军以来的第一次战斗。当天凌晨，第一突击队180余人乘坐C-46式运输机，在美第14航空队的掩护下，从昆明呈贡机场起飞，于上午8时许，在广东开平县苍城镇空降着陆。随后第一突击队在敌后展开游击战，曾一度打到广州西南的新会县，7月底又进占罗足县。8月3日夜，突击队向南江口的日军据点发起进攻，歼敌数十人。日军恼羞成怒，派出重兵围剿，突击队不与日军正面交锋，转入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直至8月15日日本投降。由于第一突击队距离广州最近，他们也就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广州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军队。1945年7月18日，中国空降兵进行了第二次空降作战。突击队第8、9、10队500余人在广西丹竹进行空降。这批部队歼灭了丹竹机场的日本守军，并占领机场。8月3日，空降兵又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对丹竹的日军补给基地发起了进攻，日军虽极力反抗，但在空降兵强大的火力打击下，很快就溃败了。1945年7月27日，空降兵进行了最后一次空降作战。突击队第2、3、4队一部，共108人于上午8时许在衡阳以西的洪罗庙一带跳伞着陆，随即开展游击作战。突击队在衡阳公路附近，伏击了日军一支运输队，击毁敌军车3辆，毙敌6名。随后又在当地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袭击了台源寺的日军据点，歼敌数十人。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又作为先遣队参加了中国第四受降区在长沙的对日受降仪式。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秋，这支部队调往云南，为蒋介石解决龙云问题出力甚多。年底，突击总队扩编为伞兵总队，划归航空委员会。部分伞兵还被空运至东北，成为蒋介石东北行营的警卫部队。1946年8月，部队移驻南京，参加全面内战。由于在内战中，美国大部分时间对华实行军品禁售，伞兵部队缺乏伞降器具、缺少伞降训练等种种原因，伞兵总队并未进行过空降作战，被蒋介石作为了一支机动力量使用。一段时间被派往津浦、陇海路一带进行“灵活机动反应”，但始终没有把它投入到大的战斗中。1948年3月，伞兵总队改编为空军总部的伞兵司令部，进一步加强了装备和训练。这支部队由黄埔7期生张绪滋少将任司令，下辖3个伞兵团和4个直属营，每团官兵2500余人。由于其装备训练和士兵素质都比较好，机动性强，因而深受蒋介石的宠信，国民党军政界视之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掌上明珠”。但是这支新改编的部队在随后的战争中，很快便受到了解放军的沉重打击。
1948年7月，伞兵第1、2团（当时称第3快速纵队，隶属黄百韬兵团指挥），在豫东睢杞战役中，遭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重创。眼见这种惨状，无论士气还是民心，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只有寄希望于和谈。在此情况下，1948年9月，伞兵部队被调回南京，按编制装备齐全，重新进行整训。蒋介石原计划让这支部队守卫南京，但其在被迫“引退”的前夕，不甘心将伞兵留在南京冒险，遂于1948年12月，将伞兵调驻上海，并在南京单独召见了伞兵司令和团长，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强调“继承黄埔精神，完成戡乱大业，毋负党国期望”。1949年2月，蒋介石又下令伞兵按预定计划撤往闽、台。新任伞兵第3团团长是中共秘密党员刘农畯，1949年3月上旬，刘农畯得知部队即将经海路撤往闽、台，3团将作为第3梯队时，便立即向中共地下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利用南撤时机，发动海上起义。1949年4月11日，伞兵第3团乘坐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艇前往福州。13日，伞兵团内的其余几名共产党员，假造了一封国防部电报，要求船长改航青岛。船长不肯，共产党员李贵田掏出手枪，声言如不听指挥，贻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船长被迫调头北上。15日，伞兵第3团顺利到达连云港，起义成功。1949年6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伞兵训练总队。同年10月，部队调到南京，改编为华东军大伞兵训练总队（第7总队）。经过近一年的军政教育，1950年8月，一部分去空军陆战第一旅参加人民伞兵的创建工作；一部分调去第9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其余部分改编为了华东军区教导总队。至此留在大陆的这支伞兵部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1952年7月12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飞机侵略中国领空挑衅行为
1952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飞机侵略中国领空和杀伤中国和平居民的挑衅行为。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在其对我国东北大规模进行细菌战后，对中国人民又一次严重的直接的挑衅行为。这种挑衅行为“业已造成了远东更加严重的局势，由于这一严重局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负起完全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