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6月23日 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1900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北方地区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西方列强受到强烈冲击，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随后就有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占北京城的事件，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廷流亡西安。
经过复杂激烈的台前幕后斗争，清廷与西方14国（日本也算是西方列强的一员）共同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要求中国每个人都要向他们赔偿1两白银，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向西方众列强赔偿多达4.5亿两白银，这个款项史称为“庚子赔款”。
美国那时候实行“门罗主义”（美洲是美州人的美洲，其他国家不能插手，美国也不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在西方列强中的表现的相当特立独行，它为了实行“门罗主义”，自始至终都拒绝将清朝定义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清廷剿灭乱匪的角色。
于是在进行《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坚决反对西方列强向清朝索要巨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深渊，反而会影响西方列强的“可持续性”发展(或者说掠夺)。
     美国甚至要求将所有赔款数额提交给当时的协调全球的机构——海牙国际法庭进行仲裁，但这个建议被见钱眼开的其他西方列强的坚决反对而失败。
     刚好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大涨，白银价格猛跌，西方列强金融体系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西方列强认为清朝以白银支付庚子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强烈要求清朝改用黄金进行赔款，但是这样一来，清朝需要支付的款项更多了，所承受的财政压力也就越来越为巨大。
这就是困扰晚清朝廷，史上称之为“镑亏”问题。
此时，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美国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主动减少中国的赔款额，带动其余西方列强共同削减相关赔款，以帮助中国进行减负，从而增强美国在东方的话语权。当时担任美国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在1904年年底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赔款相关的备忘录，建议美国主动减少一半庚子赔款，从而增强美国在东方的影响力。
1905年1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代表商讨庚款相关问题，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表示：既然清朝已经同意了向其他西方列强以支付黄金的方式支付赔款，那么美国必须享受同等的待遇；但考虑到美国是中国的友好国，为了帮助中国走出困境，美国方面考虑退还一部分赔款，帮助中国进行减负。
       梁诚大喜过望，他认为，这笔还在拟定中的价值数千万银两的退款，不应该摊发给各省地方，不给腐败堕落的官吏们上下其手的可乘之机，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这所谓的“树人之至计”，也就是加强教育建设，在国内广泛设立教育学堂，在国外多遣派学生进行游学，攻读国外学科。这样，美国方面得到“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的国际名声，中国方面得到“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的好处，两方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梁诚对美国款项退款用途的说法与美国方面一致，但是没有得到清朝朝廷的支持。
当时正值大清朝进行新政改革的阶段，资金严重缺乏，新政改革的资金只能靠地方摊派才能解决，因此形成恶性循环，越改革，越腐败，越腐败，越改革，改革不仅没有改善民众的生活，反而加大了民众的负担，有些地方甚至引起民众对改革的暴力抵抗。
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主动退还庚子款项，对焦头难额的清廷简直是久旱降甘霖。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建议，应该将退还款项优先用于兴办工厂，修路开矿、发展经济，然后再用获得的利润去兴办学校和学堂，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袁世凯的观点代表清廷大员们的主流意见。
      但当时的美国通过了一项歧视中国人的排华法案，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抵制美国帝国主义运动，美国担心这时候进行退还款项会被中国民众解读为美国方面向中国屈服了，不利于美国在中国获取利益。
这样一来一回，退换款项就耽搁了，直到1907年，中美关系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两国代表才能平心气和的就庚款退还款项及相关用途展开正式谈判。
      此时，因为日本和沙俄对东北地区的觊觎和掠夺，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成为清朝的战略焦点。清朝一方面将东北地区作为新政改革的试验点，对该地区进行改革政策倾斜，实行“移民实边”的基本政策；
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将英国、美国看成共同开发东北地区、抗日拒俄的最重要的同盟者。
于是，当日、俄、英、法在远东地区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甘心德国在远东地区失去自己的利益，于是拉上美国，向清朝建议组成一个德、美、中三国联盟进行对抗，得到美国和中国的积极响应。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国的庚款退还款项2000万美元作为原始资金，设立东北地区银行，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退还款项为作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北地区银行的利润用于教育公费，派遣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但这一举措遭到美国反对派的坚决反对。
      将庚款退还款项完全用于教育，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美国人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在排华法案出台后，中国爆发全国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众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美国上上上下下的警觉。外交官(比如美国驻日代办亭延顿、威尔逊)与学者们(比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美国总统发出警告，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太少了，甚至比不上欧洲一个小国比利时的名额，这样，美国思想文化将失去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这后果极其严重。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土提醒美国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中国的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在中国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能成功吸引中国学生，并使其规模越来越壮大，那么我们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民众的方式，这属于最理想的控制方式。”
   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留学成本和代价，是不值一提的。
     在美国各界的强力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款退还款项的议案，并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对退换款项进行全权负责。在美国的强势下，清朝无奈的同意将所有退还款项用于教育方面。
两国协商的条款大致如下：从退还款项之年开始算起，清朝在前4年每年派遣100名中国学生赶赴美国学校留学，从第5年开始起，每年至少派遣50名中国学生赶赴美国留学，直至退还款项全部用完为止。
19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根据罗斯福总统年度咨文中的要求，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将此数与原分给美国赔款24440778.81美元的差额，计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在同一年的10月31日，中美双方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派遣美国的留学生的资格、选拔方式、专业和留学生在美国的管理等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签订相关的基本协议。

♦1946年6月23日 蒋介石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

1946年6月23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进攻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地进攻。8月2日，派飞机轰炸延安。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拥有430万兵力，其中正规军200多万，控制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且有美国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中共人民武装仅有120万，解放区只有1亿多人口，主要靠“小米加步枪”。全面内战开始，国民党用于前线的兵力，为正规军的80%。其兵力部署是：除7个军20多万人，早已进攻东北解放区外，以25个旅30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58个旅46万人，进攻苏皖和山东解放区；28个旅24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18个旅16万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20个旅9万人，进攻晋绥解放区；19个旅15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9个旅7万人，进攻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解放区。

♦1946年6月23日 南京发生“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上海5万群众集会游行反对内战，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驻华美军立即撤退”、“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援助”。并选派上海工、学、商等各界人民团体代表马叙伦、阎宝航、林汉达、盛丕华、张伯、雷洁琼、包达三、陈震中等十余人赴南京请愿。当请愿代表行至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国民党特务凶殴，马叙伦、阎宝航等多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下午6：30，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正欲出火车站之际，遭到伪称“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纠缠、辱骂和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代表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文汇报》、《大公报》记者也遭毒打。当夜12时经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向孙科、邵力子紧急呼吁之后，南京有关当局才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周恩来于凌晨两点带了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等赶去医院探望代表。24日周恩来分别致函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对当局放纵暴行表示严正抗议，并提出惩办肇事凶手、追查警宪责任、取消特务机关、保证代表安全等项要求。26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均发表社论，揭露了事件真相，要求法办凶手及追查幕后策划者，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下关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全市各界人民群情激愤。刘晓立即提出迅速行动起来，以上海人团体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陶行知以全国和平联合会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招待在沪的各国记者。陶行知直接用英语向他们介绍了“下关惨案”的真相，并散发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书面抗议书。当天晚上，《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就详细报道惨案的发生经过。第二天，《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也在头版新闻报道了“下关惨案”的详情。外国记者还将这条新闻发表到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莫斯科等世界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