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0年6月21日 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
在清朝时期，为了避免外来民族的入侵，统治者实行封闭的统治管理，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在后来外国列强强迫中国打开大门之后，许多外国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教会文化就是其中一种。天津教案的过程十分复杂，牵涉人员也十分多。在当时，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签订之后，教会也开始登堂入室，进入我国内地。最开始是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区。当时的教会在天津建造教堂之后，广泛进行宣传，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吸纳群众，作为自己的教徒。而随着教会人员逐渐发展壮大之后，又建造了育婴堂。其主要功能是抚养教徒的婴孩，使他们受到教会的熏陶，长大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教会人员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而进一步调查发现，许多法国教徒有虐待婴孩的行为，这使中国教徒感到十分愤怒。各种说法不胫而走，法国教徒参与拐卖儿童，令人震惊。
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发跑到教堂前面跟他们理论，人情汹汹。法国人骄横傲慢，一言不合，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怒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此人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被天津民众捣毁，此后，英国和联合其他起来找清政府理论，并要求赔偿。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赔偿白银五十万两，还处死了许多无辜的群众，过程惨不忍睹。
♦1933年6月21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赴前线抗日
1933年6月9日，何应钦致电冯玉祥，说日军因冯“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故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要冯“忍辱负重”，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2日，何应钦召宋哲元、庞炳勋等在北平开会，商议解决同盟军的具体办法。14日，张吉镛到张家口传达北平政务委员会、军委会北平分会当局解决同盟军办法。冯玉祥提出令宋哲元回察哈尔省任省政府主席等七项意见。17日，蒋介石、汪精卫电复何应钦、黄郛，接受冯玉祥提出的七项意见。
20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等26名抗日盟军将领联名发表通电，以示抗日决心：“为民族生存而战争，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友，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敌。”冯随即改变态度，表示不愿放弃抗日而就高官。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
21日，同盟军两路开赴张北。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左路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李忠义部直趋沽源。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同盟军收复沽源。
♦ 1956年6月21日 我国政府宽大释放第一批日本战犯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将60余万日本战俘秘密押送回国。此后，苏联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其中有近一千人曾在侵华战场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50年2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把这近一千人的日本俘虏，移交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由新中国对他们进行处理。7月21日，这969名日本战俘被秘密移交到中国，并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5个月后，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相继成立。另外140名从中国各地抓捕的日本战犯，被秘密关押到了这里。两处战犯管理所共关押日本战犯1109名。这些人中，有皇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有杀害赵一曼的宪兵大野泰治，有将340名中国俘虏作为活人靶刺杀的日本教官住冈义一。还有藤田茂，他是被关押的军衔级别最高的日本战犯之一。他曾在中国山西、河北等地实行“三光政策”，他参与杀害的中国人民有数万人之多。日本战犯在抚顺管理所中依旧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此时，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见他们还是如此嚣张，恨不得将其一个个活剥，因为他们大多都曾被日本人残害过。将会如何对待这些日本战犯呢？中苏双方达成移交战犯协议的本意，是为让新中国行使独立的审判权，以宣示新中国的主权地位和权威。但是，直接惩治战犯是否就真的能对宣示主权有效呢？经过考量，中共中央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为了让战犯们真正从内心深刻反省，管教人员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比如成立学习小组互评罪行、放映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到后来还引导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话剧。中央还安排战犯参观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让他们都为之震惊。他们还被带回到曾经犯罪的现场，面对曾被他们伤害过的中国人民，他们羞愧与忏悔，他们发自内心的低头谢罪。临近审判前，中央还安排战犯们与亲属见面，他们原本都以为自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中国如此的以德报怨，让战犯们纷纷感到自惭形秽。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正式开庭，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拉开序幕。9日，藤田茂、铃木启久等八人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一案开庭。近百页的起诉书，公诉人足足宣读了一个多小时。中央最终只对45名罪行极为严重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且要求不判处死刑及无期徒刑。剩余的1017名战犯，鉴于他们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决定对剩余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顷刻间，宣判现场哭成一片。1956年6月21日，我国政府释放第一批日本战犯，直至1964年，除47名战犯在关押期间死亡外，1062名日本战犯被悉数释放。这个决定的宣布，使受到宽释的战争犯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宣读免予起诉的决定书的时候，许多人参加了旁听。决定书宣读完毕后，检察员对免予起诉的人一一点名，并当场同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办好了交接手续。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表示愿意执行中国政府的委托，尽力解决他们在回国途中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