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4月11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召开
抗日反顽斗争结束后，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把分散的政权统一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紧迫之作。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40年4月11日，在黎城召开了有翼南、太行、太岳等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总结华北地区两年十个月的工作，提出今后任务是建党、建军、建政，巩固抗日根据地。会议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主持，刘伯承作了《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就关于成立冀太连办和财经问题、建军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就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报告。黎城会议，决定统一了全区党政军民的领导，制定和完善了各种政策，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1955年4月11日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失事
上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急需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而即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首脑会议，向新中国发出了参会邀请。周恩来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带领出席此次会议。而当时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可以长途飞行的大型客机。因此经过磋商，最后中国代表团选择包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直飞印尼首都雅加达。1955年4月11日11点45分，中国代表团一行十一人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12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然而5个小时后，在空中飞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右侧机翼突然发生爆炸，随后飞机在一片浓烟中，从5000千米的高空，坠入马来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的海域。飞机失事后，印尼和英港政府迅速展开搜救，机上11名乘客皆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死里逃生。印尼方面打捞了所有飞机残骸运回雅加达，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仔细调查并分析失事原因。调查中委员会发现了两个重大疑点，一是飞机右翼机侧有爆炸的痕迹。二是在飞机上发现了不属于飞机的定时装置。委员会调查后确定，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正是由于定时炸弹爆炸所致。此次失事不是一次简单空难，而是蓄意政治暗杀。而暗杀的目标正是准备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印尼出席亚非首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
这次的亚非首脑会议对于新中国来说意义非凡，但是，在受邀出席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与新中国建交，其他都与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即将出席亚非首脑会议的消息后如坐针毡。为了阻挠周恩来出席会议，蒋介石决定暗杀周恩来！1955年3月，正当中国代表团在为此次出行紧张筹备时，台湾驻香港情报站站长赵斌成，得到了“代表团从香港转机”的情报。由此他制定了一个暗杀计划——直接炸毁周恩来所乘飞机。计划已经谋定，赵斌成开始对启德机场工作人员进行仔细打探，最后锁定了机场地勤人员——周驹，最终以60万港币雇用在香港启德机场做地勤清洁工的周驹执行破坏飞机的任务。周驹接受了台湾特工的训练，主要是熟悉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结构，如何隐蔽快速准确地安装定时炸弹。4月11日上午，周驹和香港情报站的特工按计划把定时炸弹伪装成一包牙膏，放在水桶里，骗过安全检查，顺利带进机场。周驹顺利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自己后，用最快的速度，把那颗伪装好的定时炸弹固定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个很不容易发现的缝隙里，然后离开……，周驹向赵斌成提供了机场相关信息，赵斌成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在赵斌成酝酿暗杀计划的同时，时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也正在焦虑不安，他几天前收到情报，说台湾特务活动异常，且正在密谋暗杀周恩来，这让他如履薄冰。邓颖超和周恩来也都知晓了蒋介石的暗杀计划。但是无论此行多么凶险，周恩来坚决不临阵换将，他表示一定按时出席会议。4月11日早晨6点，正是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发的日子。周驹用塞钱的方式躲过了安检，将伪装成一包牙膏的炸弹放在水桶里带入机场。再趁机把一颗伪装好的定时炸弹藏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靠近引擎和油箱的缝隙之处。12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5个小时之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在5000米高空发生右侧机翼爆炸，飞机坠毁，中国代表团全体遇难！然而，周总理并没有登上这架飞机，他于三天前，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约，临时绕道访问缅甸，也正是这个临时增加的访问使周恩来幸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