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以后，日军不仅在太平洋战场屡遭失败，在中国的抗日敌后战场也屡有失地。1944年4月，为了挽救在南洋的颓势，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直到东南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4月中旬，日军首先实施平汉线作战，向河南中部地区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退，河南38座县城被日军侵占。“国民党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看到是落在我党身上”，深受“水旱蝗汤”之苦的河南人民迫切希望由共产党领导他们抗日。面对敌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溃败的形势，若能收复、控制河南地区，可把我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联系起来，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以“敌进我进”的气魄，制定“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这是抗日战争后期党中央提出并着手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河南局势的变化，1944年4月22日，日军占领郑州。毛泽东即指示滕代远、邓小平等人，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中央书记处在5月11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等发出电报，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形势，作出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电文指出，“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区，而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同时，“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应已（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所以，中央强调，“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方面的磨（摩）擦，妨碍大局”。电报特别指出，“目前我们所组织的游击队暂时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党的关系亦应暂时秘密”。“避免刺激国民党”的方针和“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等一系列忍让措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顾全抗日大局。

豫中会战后，国民党在河南大规模收缴民枪，枪杀进步分子。如果不派武装部队进入，则“费时颇久且甚居困难”。于是，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电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和《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决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迅速行动起来，分兵挺进河南，很快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在河南4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进一步打通了华北、华中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基本实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部署，为战略反攻开辟了基地，同时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