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1月12日 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改善待遇举行罢工斗争，这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1921年3月6日，香港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为海员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和派代表参加签订雇工合同的3项要求，遭到拒绝。11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资本家提出要求，再次被拒绝。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并限时24小时圆满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资本家仍旧置之不理，由此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罢工使5条太平洋航线和9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3月初，罢工人数增至10万人以上，席卷整个香港。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开枪阻拦、镇压罢工工人，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制造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英国军警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港英当局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要求。罢工持续了56天，最终取得胜利。香港海员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为反帝反军阀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 1937年1月12日 红军西路军遭受国民党“围剿”

西路军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这支军队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悲壮的，真正体现了红军的前仆后继、英勇顽强，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英勇气概。

1932年3月，按照中央和军委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红军东路军，红三军团则编制为西路军，由“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担任总指挥。

这时候的西路军还不是如今大家口口相传的那支西路军。在同年6月中旬，红军东路军和西路军会和后，西路军的编制被取消，恢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荡气回肠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画上了句号，与此同时红军队伍也壮大发展了起来。在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审时度势，经过认真的决策和对国内外形式的分析研究，最终决定渡过黄河，向宁夏进军，从而形成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大好局面。渡过黄河，向宁夏进军，打通河西走廊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与当时的革命老大哥苏联建立陆地上的联系，获得国际战线的支持。

彼时，蒋介石正被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弄得焦头烂额，听到长征的胜利之后更是夜不能寐。

时不我待，鉴于国民党军队的来势汹汹，中央和军委临时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三十军在李先念的带领下来到甘肃靖远的大芦乡地区，开始秘密造船，准备抢渡黄河。

1936年10月24日夜晚，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下达渡河命令，早有预备的红三十军渡过黄河，控制了上百里的黄河沿线。

随后，红九军、红五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也渡过了黄河，预备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此时国民党派出的部队是国军上将胡宗南部，其装备精锐。胡宗南又是蒋介石赖为肱骨的得力干将，黄埔军校出身，军事才能卓越。在飞机大炮的攻击以及党内部分“分裂主义”的牵制之下，宁夏战役的计划最终未能落实。胡宗南依靠全套的美式装备，千里奔袭，打通了国军增援宁夏道路，将黄河沿线控制起来，隔断了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此时，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中间隔着波涛汹涌的黄河，国军则据守沿线伺机而动，身后则是西北和东北的一众军阀，如此消耗下去，形势对于红军相当不利。1936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以河西部队为班底，成立西路军，同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浩昌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西路军的班底其实就是由之前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总计21800余人。他肩负着艰巨的使命——就是在河西地区创立根据地，向西挺进，打通苏联与我军的联系。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句诗：“胡天八月即飞雪。”此时，河西走廊的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异常寒冷，滴水成冰，但西路军的将士们却依然身着单衣单裤，脚踩草鞋行军作战。古人形容戈壁滩是有句广为传诵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众所周知，河西走廊是一条狭长的地理通道，其东西长达千余里，但南北却仅有一二百里。且北临沙漠，南靠祁连山，进入了这里，犹如进了一条狭窄的弄堂，对于地形不熟悉的西路军更是限制了其机动性。这巷道般的河西走廊，大多数的地形是人迹罕至的戈壁滩，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由于历史原因，这里回汉杂居，且民族矛盾暗流涌动，流血冲突频频发生。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别有用心的煽动和挑拨，西路军到达此处时，群众们都误以为是土匪强盗，往往闭门不见，甚至弃门而出，这为红军的群众工作增加了巨大的难度。环境的恶劣和文化的隔阂是可以克服的，但殊不知，更有一匹来自戈壁滩的恶狼盯上了西路军。这就是在青海宁夏一带臭名昭著的“马家军”。

193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2月12日，为挽救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临潼扣留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西路军和马步芳部在永昌、山丹的缠斗，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的军队，为“西安事变”争取了时间。

在永昌、山丹与“马家军”战斗40余天后，敌军的嚣张气焰有所减弱，西路军乘势攻占了临泽和高台县城，在此休养生息后，预备向西肃州方向挺进。此时，“西安事变”已然和平解决，蒋介石和中央似乎已经达成共识，西路军的前景已仿佛光明了起来。而这直接导致西路军在西进和东进两个选择面前徘徊不定，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错过了行军的最佳时机。蒋介石在抵达南京后公然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同时调重兵围攻西安，东北军此时已分崩离析。黄河以东的局势变的异常紧张，国军随时都有可能攻击河东的红军主力。且由于“西安事变”在国际上的影响，苏联对中央的支持也变的不明朗，西路军再次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此时，经过与“马家军”的奋力拼杀，西路军已从原来的21800人锐减到1.5万余人，不但战斗力量不足，且粮草、弹药等物资匮乏。同时，杀红了眼的马步芳部则尽遣主力，誓将西路军扼杀在高台、临泽一带。1937年1月12日，追踪红军西路军的马步芳、马步青的国民党军队，以一部分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西路军第九军、第三十军，而集中约5个旅的兵力，开始猛攻四面的第五军驻地高台城。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经过1周的血战后，第五军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总部特务团共3000多人全部遇难，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