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12月29日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黄兴坚辞不就，遂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及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时人讥为儿戏。而黄兴、黎元洪皆不能来南京赴任。21日，黎元洪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再辞。

20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

25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立即和同盟会负责人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孙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黄兴支持孙中山意见。同时决定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孙中山当选消息传出后，安徽军民万人集会都督府庆贺，福州万人举行提灯游行。南京“均色舞眉飞，互相庆祝，所有各商铺居民无不预备香花灯烛，以争迎迓。总统府内，均用五色电灯，排成花样，其光采焕然一新，虽白臾黄童，无不共称中华民国万岁云”。南京各界市民一律剪去辫发，以示庆祝。而“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

♦ 1932年12月29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争取人民民主自由权利而建立的1个进步政治团体，成立于1932年12月29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抓紧对苏区红军围歼的同时，残暴抗压抗日民主运动，许多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斗争的人被逮捕乃至惨遭杀害。面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很多有识之士感到非常愤怒，纷纭表示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正是为了把单独分散的斗争发展成为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民权保障同盟于1932年夏秋间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开始准备。12月17日筹委会发表宣言，宣布组织该同盟的目的与任务是：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严刑及杀戮而斗争；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支援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12月29日，蔡元培、杨杏佛代表同盟在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接待会，正式宣布同盟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同盟成立后，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救援政治犯，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展开了多项活动。由于民权保障同盟坚持不懈地同国民党黑暗统治作斗争，国民党的反动派极其恼恨，发表宣言，诽谤同盟为非法组织，要求予以解散。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间谍暗杀。宋庆龄在杨杏佛被害时发表声明，庄严表示：我们不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但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加上杨杏佛被害后失去了一位组织家、实干家，活动没法进行，因此民权保障同盟无形中解散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虽然仅仅半年，但它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是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1次公然宣战。它所进行的斗争，是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抗日斗争相一致的。

♦ 1950年12月29日 毛泽东所著《实践论》发表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所著《实践论》发表，此文写于1937年7月。文章从认识论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着重批判了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唯心论和先验论。指出一切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国情，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去吓唬人们，导致革命事业的屡屡失败。《实践论》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饱含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的种种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它又是以大量的事例活生生地向人们显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实践论》就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