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不论是在奥运赛场，还是学校的操场，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每当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雄壮的歌曲时，一种对祖国的崇敬之情总是在心中油然而生！多少年来，这首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一支战斗号角。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中华第一歌呢？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4年冬的上海，朔风呼啸，寒气逼人。在市区一间简陋的旅馆里，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时而仰天长叹，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又跺脚大骂不已……他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著名剧作家田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沉溺于纸醉金迷中，尤其是名流云集的大上海，到处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一类萎靡丧志的艳曲，其中尤以“桃花江是美人窝”最为流行。“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看着窗外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耳闻从歌舞厅里传来的那些靡靡之音，作为中华民族一个血性男儿，田汉怎能不长叹，又怎能不愤怒！

　　“现在是靡靡之音满天飞，特别是那首“桃花江是美人窝”更是颓废之极。照此下去，人们的意志就会消弭在这靡靡之音中，会成为亡国奴的，我们必须想想办法才是。” 终于有一天，实在憋不住的田汉找到好友、作曲家聂耳商量起挽救时局的办法。

　　“是的，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才是。”聂耳深有同感。

　　“我写词，你作曲，我们搞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怎么样？”田汉说。

　　“行，行！我看要搞就搞一首像《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那样有气势的歌，来鼓舞人们的斗志。”聂耳立即响应道。在此之前，聂耳虽已创作了《毕业歌》、《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总觉得还没有一首能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田汉的话可谓正中其意。

　　两人说干就干，他们于是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稿子写了一稿又一稿，但总是感到不满意。

　　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了田汉，要他为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并说：“题材由你定，只是希望在时间上能快点。”

　　“行，我保证按时交稿！”田汉与孙师毅是多年的好朋友，自无推托之理。而且，他也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材的剧本，孙师毅的邀请自然也是适得其时。不久，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电影故事便在他手中诞生了（该故事由夏衍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并改名为《风云儿女》）。故事描写了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

　　在创作这个电影本子时，田汉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过着逃亡的生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非但没有消弭他的革命斗志，反而激起了他更加高涨的革命激情。在创作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终于在1935年2月19日化成了一首日后闻名世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这首歌既是为电影中的主人公而创作的，也是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所创作的。它在田汉的胸中如滚滚海啸，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猛烈，以至于他事先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情急之下，他将歌词匆匆写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并将它夹进了刚刚完成的电影故事本子中，随后便迅速离开了旅馆。他前脚刚走，追捕的特务就赶到了。

　　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田汉却依然没能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他还没来得及对这首诞生在流亡之途的“军歌”进行抄写整理便被捕入狱了，好在电影本子和歌词经过中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这样写道：我拿到田汉留下的电影故事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纸的衬纸上，被茶水濡湿了，字迹有些模糊。我和孙师毅两人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誊抄下来。

　　田汉被捕后，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就在聂耳即将动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了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故事，还写了一首主题歌曲，马上联想到他和田汉关于那首歌的约定，便找到夏衍说：“主题歌的作曲任务交给我吧！”

　　“你马上就要赴日本了，时间上来得及么？”对于聂耳的主动请缨，夏衍自然十分高兴，但一想到电影马上就要投入拍摄，聂耳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又多少有些顾虑。

聂耳似乎看出了夏衍的心思，便接着说：“您放心，我到日本后，会将歌稿尽快寄回的，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

　　“那好，你要抓紧时间才是！不过，要注意安全。”夏衍于是将田汉写的那首歌词交给了聂耳。

　　聂耳回到家中，轻轻展开由夏衍和孙师毅抄写的“军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歌词仿佛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惊雷，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顿时在聂耳胸中奔涌、汇成了一股雄壮、激昂的旋律，以至于他仅用两夜的工夫就谱完了乐谱的初稿，并将这首歌改名为《进行曲》（后又改名为《义勇军进行曲》）。随后，他又找来《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大家都被这首歌所充满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并就歌词中某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将原词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

　　正当聂耳准备根据大家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时，他接到了组织上要他即刻离开上海的指示。于是，聂耳带着原稿，匆匆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耳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狂妄叫嚣，想到正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祖国和同胞，聂耳义愤填膺，更增添了他谱好这首抗日歌曲的信念。没几天，《进行曲》修改稿便告完成了。修改后的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与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这首歌曲调更加激越、高昂。尤其是修改稿在原词“我们万众一心”前一连加了三个“起来！”大大增强了这首歌的激情与号召力，并将旋律引向了高潮，而在结尾词“前进”后面又加了“前进！前进！进！” 则使这首歌力度倍增，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1935年5月初，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寄回了电通公司。此时影片的拍摄已近尾声。电通公司接到稿子后，立即安排演员进行组合录音。同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拍成后在上海首映。当影片在开始和结束时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都爆发出了阵阵抗日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响遍了整个上海滩，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这首歌便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播映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然而，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一个噩耗：聂耳在日本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没想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过，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这首歌曲。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歌，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美国还将它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一齐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这下有些犯难了，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国歌。怎么办呢？

　　“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怎么样？”

　　“我看行，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行是行，但里面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不太好，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有人提出异议。

　　“我看可以，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失却斗志。”

　　“话虽这么说，但我总觉得这句话放在新中国唱不太合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一齐将目光转向了郭沫若。

　　郭沫若说：“我看把这句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敬，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于是一致同意了郭沫若的意见。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郭沫若等人回国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启事（草案）经周恩来同志审批，７月10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

　　征集启事刊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以及学者、艺术家、高级干部（郭沫若的应征歌词稿《新华颂》，后来发表在同年10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地域包括解放区（以北平、上海与东北地区为多），尚待解放的地区，以及海外。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筹备会议期间，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家认为应征稿虽然很多，可是都感到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于是大部分人倾向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流传）为国歌。最早建议用此曲作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７月初审批“征集条例启事”时，他就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应征稿中果然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同日向会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国歌稿件，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界人士共55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办理有关事宜。

　　新政协的全体600余位代表，9月23日分成114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各个小组讨论得都非常认真、热烈，特别是关于国旗图案的选择。对于国歌主要还是前面的那些意见。

　　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一些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于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出面，9月25日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晚上8时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工作人员拟定的出席者名单时，特意删去了几位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当晚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柯仲平、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由彭光涵担任会议记录。

　　关于国歌的讨论方面，马叙伦首先介绍以前议论的情况。他说：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制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李立三说：这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都说：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完整性，词曲都不要修改。徐悲鸿说：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田汉说：该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

　　周恩来说：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毛泽东说：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国旗、国歌、国都、纪年决议草案》时，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介绍了有关讨论情况。大会最后逐项表决通过了６项决议，其中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经过了以上这些程序，历时数月的论争，田汉与聂耳的不朽历史名作《义勇军进行曲》，终于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做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 1955年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十大将授勋授衔

1955年9月27日，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的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予朱德、彭德怀等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全军实行军衔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解放军官兵，以严整威武的英姿，焕然一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9月27日的典礼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元帅军衔命令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接着，彭真又宣读了授勋命令，毛泽东主席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参加中国革命战争有功人员，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起义的有功人员，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9月27号下午，国务院举行授衔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的将领。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也举行了授衔典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在此前后，全军各级机关和部队都分别举行了授予校、尉级军官军衔和勋章、奖章仪式。9月27号举行的授衔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授衔。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4名，元帅、将官合计共1054名。这些老帅、将军们，为了革命事业戎马一生，南征北战，金光闪闪的军衔、勋章是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