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4年7月5日 《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公布

　　1854年7月5日，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趁上海小刀会起义，清政府地方政事混乱之机，擅自修改了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经租界“租地人会”通过后，于7月5日公布《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事后经用移文方式要上海道台加以追认。这个新章程共14款，其中议定在租界内设置巡捕，征集税收，成立工部局，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实行殖民主义统治。这个章程从修改的程序到具体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从此，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不再有权干预。租界逐渐成为“国中之国”。

♦ 1943年7月5日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艰难困苦时期创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挫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毛泽东后来曾形象地比喻说：“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进而在理论上逐渐创立起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人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机械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经验，企图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接连发生了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1930年6月至9月的“左”倾冒险错误和1931年1月由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长达四年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毛泽东同这些错误倾向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在领导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先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阐明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从而“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土地革命的思想、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等，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也逐步深入展开。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调查工作》（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批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决议本本、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思想。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初步解决了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起伏曲折，中国共产党人在比较中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后来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和起草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哲学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系统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军事理论著作，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等。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1939年到1940年初，毛泽东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从总结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到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再到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深入展开，毛泽东在1940、1941年撰写《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科学论述了“争取中间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丰富和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

——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发展成熟和正确指导实践，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对这一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予适当的命名和加以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

　　在使用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过程中，人们对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1943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上”。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解放农民”、“革命统一战线”、“革命战争”、“革命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党”、“文化”等方面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6月11日，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全党在思想上的成熟和统一。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 1948年7月5日 北平“七·五”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