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7月4日 “公理战胜”碑落成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留给世人的印象可谓深矣，作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中国同其他战胜国一样，也曾建立过国家级的胜利纪念碑，以铭胜绩而垂示后人。但当提起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纪念碑时，多数国人的表现往往是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两座胜利纪念碑在日后面貌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再具备初始的意义，成了被后人遗忘的丰碑。
一、“一战”胜利纪念碑“公理战胜”坊
这座纪念碑的历史有一种洗雪耻辱的淋漓快感，其原为建在东单北大街北西总布胡同西口外的大街上的“克林德碑”坊，是为纪念庚子之变中在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辛丑条约》第一条就是让清政府为“克大臣”在其遇难处建立牌坊一座，并让醇亲王载沣亲赴德国为此事“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1901年6月25日），克林德碑动工修建，经过一年零七个月后于1903年1月8日竣工，在落成典礼上，醇亲王载沣代表清政府前往碑下致祭。牌坊之所以叫“碑”，是因为牌坊上挂有一额，上书“克林德碑”。整座碑坊采用中国传统的四柱三间七楼式的牌坊形制，汉白玉坊身，蓝琉璃瓦庑殿顶式，宽约4.7丈，高约2丈，东西横跨繁华的东单北大街。当时碑坊上面还用拉丁、德、汉3种文字，刻书着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的“惋惜凶事之旨”。在铭文中，光绪要求看到此碑的人都要“睹物思人”。而当时国人普遍把“克林德碑”坊视为国耻，感到深深的屈辱。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在庆祝胜利之余，中国政府决定拆除这一国耻的象征，11月13日，“克林德碑”坊被拆除。1919年，中国政府经与协约国方面磋商，会同法国，命令德国出资将克林德纪念碑散件运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并重新组装，建立一座新的牌坊，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该项工程交给了北京市政公所，确定由刚刚学成回国的年轻工程师吴鼎主持设计。重新竖立的牌楼，去掉了所有屈辱的铭文，外形上也做了简化，成为一座纯白色的大理石三脊单檐牌楼，楼顶仍为庑殿顶式，以蓝色琉璃瓦覆盖。洁白的坊身配以金字蓝瓦，显得色调明朗，典雅清丽。因协约国战后的宣传口号是“公理战胜，强权失败”，故此，改镌“公理战胜”四字匾，背面刻着英文“RIGHTCONQUERSMIGHT”，牌坊也改称为“公理战胜”坊。1920年7月4日，“公理战胜”坊落成。
“公理战胜坊”矗立了30多年，到了1952年月10月2日，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大会决定将“公理战胜”坊改为“保卫和平”坊，将原坊“公理战胜”的中英文字镌去，重新刻上郭沫若题写的“保卫和平”四个鎏金大字。至此，这座牌坊完成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碑的使命。
二、“二战”胜利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纪功碑”也就是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纪念碑。抗战胜利后，战时首都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于1946年10月9日在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上提出并决定在重庆市区都邮街广场原“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一座规模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纪功碑由国民政府都市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建筑师黎伦杰设计，工程由天府营造厂中标承造。
1946年10月31日，张笃伦主持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奠基礼，同年12月开始动工，次年8月竣工，共耗资 2.02亿元(旧币)。
在挖掘纪功碑的地基时，按设计要求，将在战争中缴获的侵华日军的枪支、钢盔军靴、指挥刀及军旗等战利品埋于其中，以使中国军威永垂大地。同时还埋下了用铁罐密封的美国总统为抗战胜利致中国人民的一封贺信。
纪功碑为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从地面到碑顶风标高34.5米，碑顶安装一大灯架，高4米，从灯架到风标高3米。整体结构分为八个部分：碑座：全部用青石砌成，高出马路水平线1.6米，正对马路之四面，有石砌踏步8级，上面是磨石子平台，直径20米，环周有8处花圃，总占地面积为642平方米。碑身：呈八棱型，内空，共八层，有窗24个，内有螺旋式的铁制楼梯，盘旋而上直达碑顶，共141步，碑通高27.5米，碑身直径6米。标准钟：由碑内旋梯盘旋而上，至23米处，设有一可走四面之标准钟，此四面钟能自动报时，是天主教真原堂捐赠。安装此钟，既壮观瞻，又寓提倡市民守时之意。瞭望台：自碑底升高至24米处，设有环状瞭望台，台上可容20人远眺全市。警钟：碑身最高之圆顶下设有警钟一个，以便于庆祝日或报警时用以传达市民。灯光照明：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直接照明，利用日光灯照，分装在碑顶，并在每层设日光灯一个；另为投射照明，在碑身外设强有力之探照灯8个，夜间分别照射碑上，光线交织，辉煌夺目。纪念钢管：纪念碑壁上，藏有纪念钢管，管内放有设计图样和有关人的签名，并放有代表此一时期文化产物、名作、报纸、邮票、钞票、照片等，俾他年可以在此寻得当时的文化迹象。风向器、风速器和方位仪：在碑顶上设有这些东西，让市民知道风的吹向、速度、性质以及南北方向。纪功碑的正面向民族路，即向北偏东，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7个鎏金大字，落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
碑座有石碑8面，铭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兼代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还刻有张笃伦市长、市参议会的题词；美国总统罗斯福1944年5月17日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也铭刻在“胜利走廊”的壁上。
据建造纪功碑工程的主任工程师黎伦杰介绍，这座碑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共用钢筋20吨，水泥950桶。在战时若投500磅重的炸弹于10米内，亦无法摧毁建筑物；16英寸平射炮亦无法穿碑壁，碑身可以保存百年之久。
1947年10月10日上午，举行了由重庆市政当局、学生代表及各界民众共万余人参加的揭幕典礼。典礼由市长张笃伦主持并致词。他说：“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了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纪功碑象征百万重庆市民为建设现代化重庆而努力奋斗。”这是全中国境内唯一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重庆解放后，1950年7月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写了碑名。自此以后，“纪功碑”改称“解放碑”。改建后的解放碑，仍保存原碑体结构，只是原碑文无存，原浮雕图案改成人民解放军战士形象及装饰性图案，成为重大集会、重大节日庆典的举行之地，至今仍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
♦ 1945年7月4日 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4日，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与到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长谈了一个下午，其中关于政权兴亡“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成为党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1945年7月1日，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延安，由此开启了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人在延安的参访之旅。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一行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
7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到自己的住所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说，刚开始时，大家都能尽心竭力，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等到环境好了、事业成了，就开始懈怠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这个担忧，毛泽东稍作思考，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将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这段对话，很快就流传开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与民建中央领导的谈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说到了“窑洞对”，称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与警示。“窑洞对”只有短短300多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懈奋斗，才能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 1987年7月4日 邓小平提出两个基本点概念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根据邓小平的主要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党的这一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这条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